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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尷尬的歷史劇 —— 代表“平型關大捷”的一張歷史照片

姜克實

 


一、從一張有名的照片開始

如果讀者對共產党史,對抗日戰爭史有興趣或有研究的話,一定能記得這樣一張照片。是一張非常有名的照片。為何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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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抗日戰爭紀念館的展示


1.它出現在中國共產党最有名的抗日偉績,“平型關大捷”的戰場報道中。被稱為“八路軍第115師伏擊日軍”的照片(注:圖來自于《中國抗日戰爭紀念館_中國抗日戰爭网上紀念館》《抗戰圖片/ 浴血疆場_民族壯歌部/ 圖片五《八路軍第115師伏擊日軍》)。

2.它出現在國內最權威的宣傳場所中。如《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北京丰台區盧溝橋),《中國國家博物館》(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北京复興路)《平型關大捷紀念館》(山西省靈丘縣白崖台),以及代表國家,代表共產党的重要媒体中。如《中國廣播网》,《中國共產党新聞网》等。謂共產党,國家公認的歷史照片。


二、照片內容的分析

此照片是誰的作品,背景是哪里,照片上的主人公又是誰? 對此,國內至今似乎還沒有過什么認真的研究考證,也許這只是筆者寡聞短見?。從照片看,這是一個重机槍分隊的一部分戰斗場面。左方跪地者為指揮,中間為射手,右者是送彈手。使用的是一挺水冷式重机槍,俗稱馬克沁,發明來自于英國,但此照片中出現的應是中國仿造的民國24年式重机槍。

也可以讀出此天是個晴天,以陽光判斷,鏡頭應該是從南向北。并且不要忽視一個和本文內容有關的最重要情報,即照片底部還映出兩個黑影,應是站在后方的兩位攝影者同時留下的身影。

地點在何處?也許有人說,八路軍115師的平型關伏擊,當然是地點是小寨村(山西省,靈丘縣)附近。可是再比較以下的兩個圖面,可以發現此地并不像小寨村的地形。下左圖是小寨村的喬溝(伏擊戰地點),典型的山地溝壑地形,而下右圖來自与本照片為同一地段的影像截屏,地形卻像一個山東省的河套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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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小寨村伏擊地點喬溝和115師伏擊日軍照片中的戰場地形比較


此照片到底來自何處,是否記錄的真是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在日平型關小寨村附近的伏擊戰?關于此說的任何證据,筆者至今還未能查見。相反,其影像畫面不是平型關小寨村伏擊戰的證据,卻可以在1939發行的攝影大師伊文思的紀錄影片《四万万人民》中發現。

請先比較一下以下兩張照片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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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左為伊文思影片的截屏,右為平型關大捷的照片


左邊是伊文思的影像截屏,記錄的是1938年4月,國民党軍在台儿庄某地的伏擊戰,而右邊則是我么所熟悉的“平型關大捷”的說明照片,被“公認”為八路軍戰士在小寨村伏擊戰場。從服裝,射手姿勢,机槍的送彈帶(發白的直線),和地形上看,我們可以斷定其來自一處,雖不是一張照片,卻映出的是同一個場景,同一個地點。最關鍵的判斷要素,還應該是右邊送彈手的斗笠頂端的圖案和斗笠上的四個黑体文字(IC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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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斗笠頂圖案,文字比較(放大照)


左邊的影像出自于1939年發行的記錄影片The 400 Million (國內譯名《四万万人民》)的鏡頭里(注:The 400 Million 導演、編劇:尤里斯•伊文思、1939年7月,Garrison Film Distributors Inc.),描寫的是1938年4月,台儿庄戰場的一個場面,攝影与導演者為荷蘭人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1898—1989),世界著名的記錄影片導演。1938年4月4日他和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e)及攝影組3人(注:除伊文思,卡帕,攝影助手費恩豪特三人之外,還兩名腳夫及國民党派來監視審查的杜將軍和黃上校。黃也是一位攝影師,任務是審查伊文思的鏡頭(李海流《羅伯特_卡帕和他鏡頭里的台儿庄大戰》《文史春秋》2013年第六期,36-38頁)。)來到台儿庄進行戰地采訪時,記錄下了這個珍貴歷史場面。

同一地點的同一影像,卻同時出現于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兩起大事件——“平型關大捷”和“台儿庄大戰”——的影像記錄中,出現于國共兩党的歷史記錄里!

抗戰的功勞,事后可以平分,但歷史的人物与事件卻很難一刀兩斷。到底是誰在“剽竊”誰?


三、推理和判斷

是台儿庄的記錄《四万万人民》“借用”了平型關的影像,還是實為其反? 在此,為了維護共產党的榮譽,尊重多數愛國者的感情,先以前者為假設來進行一下考察,雖然從常識上講,這是一种非常荒唐,不禮貌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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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伊文思 1930


伊文思的電影如果借用的是共產党的戰果紀錄,從時間序列來看,似乎并不是沒有一點道理。1937年9月25日平型關大捷的記錄中,不可能出現半年后台儿庄大捷的映象(如果是事實的話),而相反倒是有理可言。

可若真是台儿庄的記錄“借用”了平型關的鏡頭,首先要存在以下兩個導致“借用”行為的基本條件。

1.此電影膠卷(并不是照片!),應該在1937年9月25日,由八路軍的記者完成攝影于小寨村附近戰場。(=“借用”對象的存在)
2.伊文思在1938年2月來華后的半年中,有机會和共產党(延安)接触,并接受了延安提供的抗日影片。(=“借用”對象的入手)

很難堪的是,事實正相反。延安在1937年還沒有任何的攝影設備和人才,而伊文思雖然在來華期間与延安(共產党)有過接触,但不是接受,反而是為獲得“共產党領導的游擊戰地區的情況”向延安無償提供了自己的一部攝影机和部分膠片,以便將來能間接得到來自蘇區情況的膠卷(注:沈蘇儒等譯《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98頁)。且看下段記錄。《伊文思与延安電影團的第一台攝影机》云:

“ 1938年,荷蘭紀錄片導演伊文思來到中國拍攝。國民党政府不僅限制和監視他在國統區的活動,還對他去延安拍攝的要求百般阻撓。离開中國前,在周恩來同志的安排下,伊文思設法將一架35毫米攝影机和數千尺膠片贈予將赴延安的攝影師吳印咸。這就是當年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厂的前身——延安電影團擁有的第一台攝影机,它拍下了中國共產党的第一部紀錄片《延安与八路軍》,記錄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共產党第一代領導人的革命活動及延安的生活片斷”。(注:《延安電影團成立》新影网首頁,http://www.cndfilm.com/12/

按同一版面的記載,共產党第一部記錄影片 《延安与八路軍》的開拍時間為1938年10月。也就是證實了接受了伊文思贈送的攝影机之后,中國共產党的攝影事業才正式開始起步的事實。

伊文思等人來華后和共產党接進行過接触的事實,亦可從以下照片中找到線索。這是周恩來和葉劍英的照片,拍攝地點是八路軍駐漢口辦事處,時間為1938年7月(注:根据据羅伯特•卡帕的照片說明),攝影者是和伊文思同行的,世界著名的戰地攝影記者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e)。這是伊文思一行和共產党有過接触的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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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1938.7 八路軍駐漢口辦事處的周恩來(左),葉劍英(右)Robert Cape拍攝


伊文思可能在此時,將他的一部35MM的攝影机和數千米膠片贈送給延安,而卡帕,也有可能在此時,將在武漢沖洗出的自己的台儿庄攝影照片的一部分,贈給了葉劍英或周恩來。

可以這樣推測,那張有名的抗日戰士的照片是羅伯特•卡帕的作品,于是年8月28日,和伊文思的一台“埃姆” 35 MM電影攝影机一起被党的攝影先驅者袁牧之和吳印咸輾轉帶到了延安(注:馬紅《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電影團》《檔案天地》2012 年第10 期,34頁)。作為一個攝影組成員,卡帕和伊文思總是同時行動,而伊文思攝影机中的鏡頭,几乎都可以在卡帕的作品中同時出現,如果比較一下伊文思的The 400 Million和卡帕的來華間的照片集(注: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 (ICP).USA.),我們就可以證實這一點。下面僅舉一例為證,即4月7日,日軍撤退后,兩人在台儿庄城北拍攝的日軍坦克殘骸。左圖是伊文思的影像的節屏,右圖是卡帕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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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左 伊文思影像截屏 右 卡帕的照片


兩人在台儿庄戰場一起行動,兩個鏡頭經常在同時同地指向同一歷史場面。以此判斷,前述照片下部映出的兩個黑影,有可能就是卡帕和伊文思兩人。回過頭請在仔細對比一下兩個影像的攝影角度,可發現卡帕應是右側的黑影,照的是戰士的側身,而伊文思的攝影机應架在其左邊,照的是戰士的背面,如果這個推理能成立的話。

從以上考察結果中,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照片上的戰士,并不是平型關小寨村的共產党八路軍,而應是在台儿庄附近奮戰的國民党軍隊。至少伊文思的記錄影片The 400 Million《四万万人民》給我們提供了此結論的證据。

實際上按伊文思本人的回憶,他的作品從构思,選景,拍攝的過程中,始終受到他的接待主人,國民党政府的嚴密監視和干涉。負責接待的王上校,不僅檢查影片內容,恨不得“在拍片的每一項細節上都插上一手”(注:(荷)伊文思(J.Ivens)著 《攝影机和我》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年,163頁),監視組的杜將軍和黃上校也步步隨行,千方百計阻止他去往前線,更怕他們去蘇區,延安。過多政治排場的要求,也使他很難實現他最想拍攝的“自發性場景”(注:和“戲劇性場景”對言。參照托馬斯•沃(何艷譯)《四万万人民》(1938)与團結電影:介于好萊塢与新聞片之間[加] 《電影藝術》第3 2 5 期,2009年)。記者愛潑斯坦也記錄道:國民党宣傳部的“官方的攝影師”(即黃上校)不僅指手畫腳地制止拍攝,還要“把別人拍攝的東西用自己的攝影机复制一份,供新聞檢查用”(注:前出沈蘇儒等譯《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98頁)。在這樣的環境中,伊文思怎有可能去拍攝,或在作品中采用八路軍作戰的鏡頭?。

剩下一個問題是還要繼續尋找卡帕拍攝了此照片的證据。關于此,筆者調查了卡帕1938年的部分作品,至今還沒能找到同樣的照片。并且從兩人在台儿庄的行動記錄中,也很難确定伊文思攝影鏡頭的具体時間和地點。按伊文思的記錄,至少從4月4日至12日,他的境遇不像能有机會能外出拍攝戰斗的場面(注:前出《攝影机和我》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年,170-180頁)。

再看一下記錄影片和其中的解說。按電影介紹,是由伊文思本人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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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在背后拍攝的伊文思(左側身影 正好在射手和送彈手之間)在側面拍照的卡帕?(右側身影)應是此照片的拍攝者


“為了更好地打擊敵人,軍士們爬上石山,他們從后山行軍,他們打算從背后進攻日軍。(部隊扛著和照片中同類的重机槍登山的鏡頭)我們的偵查兵從山上觀察動靜(和以上圖片內容類似的鏡頭出現,約兩秒,兩次)。日軍在大路上巡邏,日軍在巡邏中。他們看到了我軍士兵,但是已經太遲了。(射擊場面,以上圖片內容在中鏡頭中出現,約2秒)。”之后接著的是國軍收复台儿庄的鏡頭(注:此處按字幕解說文。比英文原文要簡略,注意,第一次的斗笠鏡頭和第二次不并不是一個場景。因為從畫面判斷士兵的武器是一挺上部帶彈倉的捷克式輕机槍)。”

照片上的部隊,到底是哪一軍的所屬?從記錄電影和卡帕的照片內容看,攝影組在在台儿庄,接触最多的是孫連仲將軍的第二集團軍指揮部(楊家樓),也有過和第31師池峰城部接触過的記錄。這張像農民一樣的淳朴的臉,正是孫連仲,此照片應該是卡帕為這位威嚴的將軍拍攝的一生中最杰出的一張“自發性場景”(注:非人為擺設型。伊文思在日記中承認,很多鏡頭都是按國民党政府要求拍攝的擺設型場景,而自己希望拍攝的“自發性”戰場攝影,卻很難得以實現)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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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孫連仲和獨立第44旅(臂章判斷)兵士  卡帕攝影


照片上的重机槍組,像解說詞講的一樣,應該是孫連仲某一下屬師的 “偵查”部隊(Scouters)。是為偵查部隊的理由,不僅在影片的解說,而且登山行進中出現的大部隊的鏡頭組中,并沒有看到斗笠的出現。

也可能有人唱起那适口的“我編斗笠送紅軍” 說這斗笠應是紅軍,八路軍裝備的特征。這說法也并不正确。川軍的裝備,描寫往往是斗笠,蓑衣,草鞋,而來自南方的粵軍,滇軍也是以斗笠為特征的部隊。對以桂系為主的李宗仁手下的軍隊來說,斗笠也應該是一個常識性的裝備。


四,簡單的結尾

考察結果可判明如下几點:

一、這張歷史照片的場面不是平型關,而是台儿庄。
二、考慮這是戰地記者羅伯特•卡帕在中國拍攝的500余張照片中的一張。此照片可能于1938年7月,在漢口八路軍辦事處被贈送給周恩來、葉劍英,隨后和伊文思的攝像机一起被帶到了延安。
三、照片中的戰士是隸屬于孫連仲將軍的第二集團軍某師的偵查部隊。攝影日為1938年4月4日-19日之間,地點在山東省台儿庄附近的某高地。

由于以上的第二,第三兩點還沒有得到足夠的證据,所以關于照片的來龍去脈在此只不過還是一种推理,并不是一個結論,還有繼續調查研究的必要。盡管如此,由于關鍵的第一點(攝影的時間和場所)通過本論已經得到了證實,所以至今被确信不誤一种解說,一种常識,一种歷史的“定論”就應該在此被推翻。

筆者并不認為這是有意的剽竊,認為它只是一种偶然的歷史誤會,初期的共產党絕不會像今天一樣擁有那么多品行不良的党員!應該是后來的非當事者的某人,在党史中記錄“平型關大捷”時,無意中選擇了這張保存在共產党檔案中的,沒有注明,解釋,而又十分清晰動人的,世界攝影大師的照片。也難怪出這种錯誤,此時的第八路軍,和國民党軍其他部隊同裝同餉,從服裝上是很難作出判斷的。

最后,這場尷尬的歷史劇應該怎樣收場?筆者不希望共產党將錯就錯,使其繼續出現在抗日戰爭胜利70年紀念后的平型關大捷展示里;更不希望為此引發出第X次國共論爭內戰。時隔近80年,是為兄弟,又都是為了打日本,目標一致所以互相包涵一下吧。視為家丑,千万不可讓外人取笑。


【參考文獻】

1.文中卡帕的照片,均來自于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 (ICP).USA
http://www.icp.org/search-results/%22Tai’erzhuang%22/all/all/relevant/5
2.Photography meets Film: Capa, Ivens and Fernhout in China, 1938.
3.尤利斯•伊文思《攝影机和我》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年。
4.沈蘇儒等譯《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華夏文摘第一二七五期(cm1509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