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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史話】

民陣二大簡況


張小剛

 

  民陣第二次代表大會于一九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美國舊金山召開,張小剛、秦家浩做為本支部的代表出席了大會。在這之前,兩位代表曾准備了一些提案并利用每月第一個星期日在移民資源中心的例會和其他机會,多次听取本支部會員們的意見。這些提案大部份曾經刊登在第五期支部通訊上(因發行渠道上的問題,可能尚有部份會員未收到該期支部通訊)。

  澳洲共推選出33名代表。悉尼到會16人,另有4人因拒絕以撤回PR申請換取Re-Entry簽證而缺席。墨爾本到會3人,另有5人因未獲美國領事館簽證而缺席。堪培拉兩名代表亦因美國使館拒簽而未能到會。西澳到會1人,南澳2人,共22人到會,11人缺席。

  秦家浩于九月二十日到達,張小剛因美方簽證的延誤,二十二日傍晚才到會。九月二十一日為預備會議,討論有關議事規則的問題,還對因監事會裁決理事會四月二十五日將現任理、監事列為二大當然代表的決議違章無效而遺留的問題進行了討論,最后認可上屆理、監事為二大正式代表的資格。

  二十二日上午為開幕式,由上屆主席嚴家其宣布開幕。大會選舉了由王超華、黃偉成、錢達、王光秋、陳一咨、廖天棋、汪浩、汪岷、馬大維、馬宁、鍾人組成的主席團。民聯主席胡平、全美學自聯主席陳興宇,以及劉賓雁、柴玲等特邀代表相繼在大會上致辭。劉賓雁先生在發言中說,目前我們面對的中共是一個強大的敵人,但同時不可忽視來自己心靈的敵人,……。共產党對人性的摧殘,最重要的一點是將中國傳統中最优秀的東西破坏了,其中一個直接的后果是人与人之間的愛、信任和遵重。例如去年以來,我們听到很多關于對民陣不利的傳聞,后來證明都是不真實的,但當時我們都相信過。從大陸出來的人,很容易相信那些不真實的關于別人或某個組織的坏話,而不是首先怀疑這些東西,這個現象值得大家警惕。劉先生最后呼吁大家用理性的態度解決內部份歧。柴玲在發言中也呼吁團結友愛,以愛待人。

  嚴家其、錢達和万潤南分別就上屆理事會、監事會和秘書處的工作向大會做了報告。

  下午,一些代表針對上屆秘書長万潤南進行了嚴厲的質詢和指責。在質詢過程中,來自法國的岳武要求上屆秘書處的曹務其說明支出于大陸工作的六千元是如何開銷的,澳洲悉尼的李絹站出來解釋說,所有她經手的支出都有人可證明,并指出有相當一部份用于電話聯系。此時有代表站出來指出,在大會上公開与聯絡的細節將危害大陸人士的安全,并建議李絹回去后更改電話號碼。

  晚上所有正式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代表混和分組討論,對民陣前段工作的總結,今后的發展及章程修改等問題進行討論,并各确定二人代表本組在第二天上午的大會上發言。

  二十三日上午大會發言之后,大會特請剛從大陸逃出來的梁二(梁擎敦,學生領袖,首批通緝的二十一人之一)和吳仁華(北師大講師)介紹大陸最近的情況。他們指出,國內人民激憤的情緒仍然強烈,對民運的同情和支持非常廣泛,仍然到處可以看到人民對民運人士的幫助。大陸人民對民陣也有相當的了解和期望,并希望海外民運團体時刻想著國內的人民。他們發言之后,悉尼的李絹也要求發言,介紹最新得到的國內情況。經大約五分鍾控制情緒之后,她說她很激動,因為當我們在海外坐著爭論的時候,有些大陸民運人士卻不愿出來,有的出來了還又回去。如某某出來以后,又堅決回去。從某地回去以后,一直与她保持聯系,又從某地到某地進行民運活動,最后終于在某地被捕。這時有人站起來打斷發言,說不宜在此公開場合透露大陸活動的詳情,于是大會轉向下面的議程。

  根据原定日程,應先在下午討論修改章程和選舉辦法,完成之后,在晚上討論臨時提案。但上午尚有少許時間,于是用于對非章程問題提案的討論。首先討論的是張小剛提出的《与民聯合并的提案》。大會執行主席王超華將該提案歸納為“一個意向五個步驟”之后,請原提案人解釋提案。但張小剛表示,提案本身已經說得很清楚,無需再花費時間解釋。然而辯論過程表明,許多加入辯論的代表并未認真讀過那些一個多月前就寄到他們手上的提案。例如原提案中本已包括一個建立“合并工作小組”以在正式合并前處理統一會費盟費等具体技術細節問題的步驟,仍有人詰難說,尚有包括會、盟費標准不同等許多細節問題未解決,怎能輕易談合并。反對合并者最主要的理由之一是“時机不成熟”,嚴家其反駁說,這次可能已經是一旦放過再不回來的最后時机了。一加拿大代表則以他們當地民陣民聯組織已經合并的事實支持合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有個別華人代表表示不贊成与民聯合并是因為從前對民聯印象不佳。最后,當有人無視原提案中第一個步驟就是爭取民聯最高權力机构對合并意愿的認可,無謂地爭辯說“在民聯同意之前我們無權決定合并和提出召開聯合代表大會”的時候,嚴家其提出對原案的修正案。該修正案与原提案并無實質上的區別,但卻更為“激進”:明确定出了在民陣三大或三大之前召開与民聯合并的聯合代表大會正式合并的時間表。嚴家其的修正案未經辯論付諸表決,以44票對11票通過。

  接下來討論的楊中美等人分別提出的有關設立和健全“大陸工作委員會”的提案,也引起了激烈爭論。有些人認為此類机构有淪為“情報局”之虞,与民陣“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相悖,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民陣應面向國內,大陸工作是重點,健全此机构非常必要。最后大會接受嚴家其的提議,將此案推至大會閉幕后進一步交流意見,而不予表決。

  此后,有代表提議优先討論“政策白皮書”,為大會所接受。所謂“政策白皮書”,是指由王潤生執筆,以秘書處名義提出作為大會提案的《目前中國局勢与我們的戰略和策略》一文。對該文的爭論相當激烈,耗時也較多。上午爭辯不完,在后來討論修改章程時,盡管本身時間已明顯不夠,將可能占用選舉時間,仍有人征得15人聯署緊急程序提案要求中斷議程,用一個半小時繼續討論該白皮書,并獲大會同意。一位代表指出,章程比選舉重要,綱領比章程重要,而該白皮書正是向世人及各國政府顯示形像的綱領性文件。由于在此時間內仍未能完成對該文的討論,大會最后決定委托下屆理事會主持該文的修改。對該文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下面几點:文章用不少篇幅分析共產党內的專制集權派、開明派和民主派,對其他政治力量的分析則較少、較粗,其立足點是過于看重共產党內的開明派、民主派而將民陣等民主力量置于為輔的地位,還是基本表示了促進“和平、漸進式”演變的態度以适應民心思變怕亂的國情;文章中寫明“反對那种以‘打倒共產党’為目標訴求的激進主義”是否應當;文章完全未提民族問題,民陣是否應當表示贊同西藏人民自決的態度;文章對香港只是一筆帶過,是無視香港對民運的重要貢獻和作用;文章以典型大陸教育背景人士的態度評价國民党過去對大陸、台灣的“專制統治”是“歷史的污點”,更引起了台灣人士和許多海外華人的強烈反彈。一位台灣出生的華人代表表示,盡管他并不親國民党,卻從未感到被國民党的專制所壓制。還有一些人士甚至抨擊說,在民陣為二大所籌經費中絕大部份為來自台灣的捐款的情況下,白皮書持此种態度,是忘恩負義。

  在對白皮書的討論中,分歧很大,意見不易集中,更談不上共識。如此一個長篇大論的文章,在臨開會前才作為普通議案發給代表們,絕大多數代表根本沒時間閱讀,當然不可能充份討論。所以有代表提出該文正式發表前應先在民陣范圍內廣泛討論。

  下午開始了更為冗長和爭論不休的章程修改。有關議案相當多,而大會籌備組大概由于人手不足,未能對這些議案進行整理和合并。因此,大會主席團成員在前一天倉促地進行了一些游說活動,勸說一些提案人自行合并或撤銷議案。分別提出了對章程進行整体修改方案(即完整的新章程稿)的吾爾開希和老木主動撤回了提案,而張倫則有意堅持,但最后大會決定只作逐條修改而不是整体修改。由于主席團認為討論應從最后一個提出來的提案開始,因此討論是以王珞臨時征集15人簽名提出的一系列自成体系的章程修正案為基礎,而其他提案人則獲机會闡明自己的提案与王案的區別。

  几乎對章程的每一項修改,都引起激烈的爭辯,無數對提案的修正案、修正案的修正案、修正案的修正案的修正案等等競相提出,無須15人連署即可立即提出討論的“緊急程序動議”被代表們作為爭取表達觀點的机會的有效工具頻繁使用,以致一個緊急程序動議剛剛提出,又有人高喊“更緊急程序動議”,引起哄堂大笑,幸好還沒有“最緊急程序動議”出籠。与此同時,不少代表出出進進,而章程修改需要2/3以上代表在場和2/3以上在場代表的贊成才能通過,因此主席團不得不派專人(通常是王超華主動駐守)在門口掌握場內人數。或許因冗長的討論令人思維混亂,一度出現前后矛盾的笑話:大會通過了對第16條的修正,取消秘書處、秘書長之設置,而對第17條(原文有關秘書長的任命)的修改卻未獲通過。前面通過的條款,過后被推翻的事時有發生。原定一個下午的章程修改,到半夜一點多才完成一半,而一些重要的條款卻正是在這時表決。最后,經主席團提議,大會決定委托主席團組織“專家小組”,對余下的章程提案連夜進行整理和綜合,提交第二天大會討論,并修改議事規則,對所有這些議案及其修正案只表決不辯論。

  盡管如此,二十四日仍用去整個上午來完成章程及選舉辦法。對章程所做的主要修改有:代表大會兩年一次,其間可開特別大會,理、監事為下屆代表大會當然代表;正副主席做為行政首腦,不再是理事會成員,同時取消秘書處;主席可對理事會決議行使否決權,而理事會亦可反否決;新設由代表大會直選的財政委員會主任,負責總部的撥款。此外,監事會成員由11人減為7人,且來自同一分部的監事不超過兩名。至于理事會的產生辦法,分區選舉的方式因修正方案未獲2/3多數而得以保留,大會采納了曹務其提出的新分區方法:美國、澳洲各三人,日本、港台、法國、英國、北歐各一人。有人提出美、澳各減一人,法國增一人,港、台分為兩區,但未被大會接受。

  被推遲到下午的選舉使大會達到了最高潮,多天來第一次所有109名到會的正式代表都在場。參加正副主席競選的有万潤南許思可、朱嘉明徐邦泰兩對。万潤南早在一兩個月前就明确表示了參選的意圖,但直到臨會前才确定許思可為搭襠。而朱嘉明則是臨會前才确定出來競選,二十二日才与徐邦泰結成搭襠。朱嘉明39歲,經濟學博士,89年7月起為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六四前曾任中信公司國際研究所副所長、社科院副研究員、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西部研究中心主任、《中青年經濟論壇》主編等職,八九民運時參加起草了“三所一會”六點聲明,后來參加過民陣一大主要文件的起草,并對此次白皮書的起草提出過建議和意見。柏克萊加大的徐邦泰,曾參加复旦大學學生人大代表競選并當選,現為中國民聯聯委會主任委員。畢業于上海音樂學院的許思可在斯坦福大學攻讀博士,曾參与全美學自聯的組建,在民陣一大上當選理事并曾競選主席。在前一兩天里,兩對候選人分別散發了個人簡介、施政綱領等傳單,朱徐還開了与代表們的懇談會。

  正副主席的競選分為五個步驟,首先是候選人競選演說。万潤南在演說中說到,“下決心競選主席不是一個輕松的決定,……,如果我出來做,我知道,會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見。但是,我還是覺得,我出來做更合适。……,對于許多批評意見來說,我認為都是真誠的,也确實,我有許多失誤和問題,但我會調整,會學習,而且這一年,我已經調整了和學習了許多。我學習的速度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來做對民陣一年工作的連續性會更好,因為即使那些失誤,我們是為之付出了代价的,如果給我机會繼續做,實際上使民陣一年來付出的代价,在新的一屆中能夠得到最好的收獲”。朱嘉明在演說中講,“民陣已走過了一個開創的階段,現在正轉化為一個新的階段。……,第一年大家還談所謂‘明星’,如同体育中經常強調單打,現在我們則在進行一种特殊的体育運動,需要許多的運動員,那么就需要這樣一個人出來,他更有協調力、號召力和合作能力。很多人說,我這次是很倉促的,我承認。但我對這個問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中國有本書叫厚黑學,說又厚又黑的人才能搞政治,我就是不信。我希望從我們這一代起,從現在開始,有這樣的人成為政治家,他有高尚的理念,有透明的作風,有大德大善的風格”。徐邦泰演講說,“我跟朱嘉明本來并不熟悉,在22日同他談了几個小時,覺得他是個人才。……,我雖是民聯的聯委會主任,但也是民陣的顧問,那么我們都是自己人。經過我多年民運的實際經驗,我覺得民陣需要一個新的作風新的形像,以完成新的任務。這种新的作風是平實的作風,新的形像是集体的形像,新的任務是……想辦法回到大陸去,組建反對党。我非常高興昨天多數通過了一提案,即促成民聯和民陣的聯合。……,給我机會的話,我將全力促成民聯和民陣的聯合。……,美國朋友曾問我們:你們懂得什么是民主?當時有的朋友并不能很好地回答。假如你們給我机會的話,我和朱嘉明完全有能力在兩年之內給世界所有朋友一個完滿的回答:我們有明确的目標,我們懂得什么是民主”。許思可演講說,“我是一個普通的留學生,……,和剛才三位都不一樣,我不是學政治學社會學的,過去也不是政治家。……,這次出來競選,對我來講是做了非常困難的考慮。几天前我一位非常好的朋友打電話告訴我:……,我可能要跟你在見解上分道揚鑣了。我听了以后很難過,我覺得大家不能理解我。我為什么要支持万潤南出來競選?在民陣一年的共同工作里,……,我和万潤南之間一開始有很大的分歧和矛盾。我們之間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有一個漫長的過程,這過程是最為寶貴的。我覺得他是個非常优秀的人才,他有缺點,有弱點,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難道我們這樣一個民主政治的團体,不能容忍這樣一個有個性的人存在嗎?那么我們這個組織不會有希望。所以我想幫助他成功”。

  其次是競選對手互相提問。朱嘉明問万潤南,民主過程中的效率和企業的效率有什么區別。万潤南答道,通過一年的運作,他确實學習到了兩者的不同之處,第一,民主政治的效率要考慮到權力的制衡,否則會影響組織的公信力;第二,要注意民主的程序,否則會失掉支持;第三,要講究廣范的參与,否則只少數人的空忙。他說,“如果我當選,就有更多机會用我學到的這些東西為民陣作貢獻”。許思可問徐邦泰最大的优點、弱點是什么,對什么自信對什么不自信,徐答,他對專業內的,興趣內的,理想中的事最有自信心;對理想和興趣之外的沒握。万潤南向朱嘉明提問時說,如果自己落選,仍將參与民陣的工作,并希望參加大陸委員會方面的工作;如果當選,則希望朱嘉明在政策研究戰略規划方面做其助手,問他愿不愿參加。朱答Yes。徐邦泰提問說,許思可是一個优秀的音樂工作者,但怎樣才能成為一個成功的政治家?許答,他不是職業政治家,但還是很自信,覺得在人格上才干上有能力胜任;他的优點是能与人很好相處,善解人意,能作協調,缺點是有時過于拘謹而不夠自信,但他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它成功。

  接下來是每個候選人各接受五個代表的提問。但實際上相當多的提問完全是針對万潤南而發的,即使是不得不以向他的對手提問的形式。多數提問都很尖銳,而答辯也是高水平的。

  有人問到,如果万潤南當選,可能會有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會退出,万有何辦法制止內斗和防止分裂?万潤南回答:若因他當選而對組織造成損害,那是他最不愿看到的,但他的當選需由大多數代表按民主程序來決定。“如果說,代表們的選擇不符合甚至三分之二被代表會員的意愿,那不是對我們代表的資格和能力的不信任嗎”,他說,我們之沒有有根本的沖突,……,民主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你活我也活,不是你對我錯,而是可能大家都有合理的東西,也都有需要調整的東西。在回答他有沒有可能在民陣內搞獨裁時,万潤南說,獨裁是一种制度,而制度是代表大會制定的,他將不僅要依循現有制度,而且還要在有漏洞之處主動推動制度的建設,來約束自己。万潤南還否認他只能用和他觀點一致的人而不能用能力比他強的人的說法:“我身邊工作的許多人,在某一方面的能力都比我強”。

  在答辨中,朱嘉明認為,有關“若朱先生沒有當選,民陣便會有財政危机”的說法“是一個神話”。至于如何扭轉財政困難,朱嘉明說,民陣自三、四月以來從公眾捐款得到的經費只有几万元,其他多是從台灣來的,他若當選將把財政來源結构做一根本改變,這是靠提高民陣本身的信心和形像來使捐款從不同的渠道增加。當回答如何挽回民陣在過去一年“損失很大”的公信力時,朱說,首先要提高民陣成員的自身素質;其次使綱領階段化,方針政策具体化,使之更符合國內外的變化;第三是發揮基層支部的作用。至于他本人的行政能力,他指出,他的簡歷表明他也有各級行政工作的經驗。

  徐邦泰在答辯中則談了他在幫助民聯內部趨于時的經驗和他在留學生中的好人緣對民陣會起的作用,并指出在工作班子方面,對原來班底里愿留下來并且有用的人才,他們會尊重其意愿,同時還要廣納各路英豪。

  對于許思可,人們比較關心他与万潤南的關系。回答提問時他說,他曾經不能接受万潤南非常強的個性,并說万自尊心很強,有時向他提建議,當時并沒有表示接受,但只要說到其痛處,他過后會悄悄的改。對于為何他与万潤南接触一年才感到万有一點好處,而徐邦泰与朱嘉明僅几小時便有深刻了解的問題,他說可能徐朱個性相近,而他与万則差异很大,但在一起工作兩人的优缺點會有一种互補,只是這种性格差异的了解需要一個過程,需要一個痛苦的磨合。

  第四個步驟是競選對手共答兩個提問。對朱、万的第一個提問有關政治要透明的觀點,朱答:“我說政治是透明的,是從理論上、風格上而言的,還未涉及在此前提下怎么考慮政治的謀略”。万則答道:搞政治的人,生活在金魚缸里,真是透明的,我已在魚缸里呆了一年,透明度大家可以了解;但本身是透明的,并不等于人家就了解這种透明,絕對不要把工作有失誤、受到一些批評就認為是道德感召力和不透明所造成的。第二個提問是,“万潤南在他所簽名的四通公司流亡人士對時局的聲明中的一些說法与昨晚討論白皮書時大多數代表的觀點不一樣,產生這么大差异是什么原因”,万答:這個問題好像是針對我一個人的,當然朱先生愿意回答是另一回事;我認為政治斗爭必須密切注意發展變化的情況,陳一諮先生說得很好,中共在調整,我們也要調整;我們應當有戰略的眼光,民陣不能總只是海外民運。朱則說:万先生剛才說我愿意回答的話可以說,意思是要我說我是否參与了這個時局聲明的起草,我确實參加了,并寫了一個書面意見,与王潤生等朋友也都談了。

  對徐許的提問則是有關加強會員參与感和有關民陣成為政党后的港台政策的問題。至于民陣成為政党的問題,這些候選人和一些代表都在這一兩天的發言和答辯中指出,根据政治學的概念,只有在合法化和參加選舉之后才能稱為政党,民陣在海外,在回到大陸之前談不上成為反對党。

  最后一個步驟當然便是投票,選舉結果,万潤南許思可以59票比49票,一票棄權,當選正副主席。

  正副主席選舉之后,選舉財政委員會主任。首先出來競選的是上屆監事,墨爾本的王珞,他說他之所以競選此職位是由于上午通過的章程存在漏洞,使財委主任的權力可能任意擴張,因此必須把住這個關。接著出來与之競爭的是美籍華人朱韻成,他介紹自己是一小型電子公司的東主,有理財的經驗。在回答提問時,王珞表示自己也有理財的能力,而朱韻成則保正不會利用權力為自己的商務謀利。投票結果,更為美國代表所熟悉的朱韻成以微弱多數當選。

  “財主”選舉還在計票的同時,監事會的選舉已在進行。參選者包括多位明星。57年著名學生右派,如今被稱為“民運祖奶奶”的林希翎在競選時說,她曾說過如果万潤南當選她就退出民陣,“現在我就是不退,就是要監督著你万潤南,……”。

  至于競選連任監事的原北京工自聯副總指揮岳武,則在選舉前有個插曲:大會上他一次出來發言時,突然改變話題,指責有人在會上散發材料攻擊他,企圖否定他的工自聯副總指揮身份,他說,“我的身份是得到日本政府證實的”。經大會要求,最近流亡出來的一位原北京工自聯常委出來發言,他說他參与了工自聯組織的過程,工自聯只有五個常委,并無正副指揮,而且至少他在廣場上的時候,從來未見過岳武其人。日本的郝一生則站起來為岳武解釋說,岳武曾為面臨被日本遞解出境的中國學生向日方交涉,證明這些學生的民陣會員身份,而日方則對岳武本身的身份提出疑問,經日方向中國官方詢問,證實岳武正被中方通緝。

  王珞在得知“財主”計票結果之后,最后一個報名競選監事。選舉結果,王超華(美國,北京學生領袖之一,最高票當選)、錢達(美國,上屆監委主席)、老木(法國,上屆監事,流亡人士,詩人)、王珞(澳洲,上屆監事)、邵宗懿(英國)、李梁(日本)、杜智富(加拿大)。監委內部再經選舉,錢達蟬連監委主席。落選的岳武亦獲較高的票數,林希翎則得票較少。

  其后是分區選舉理事會成員。澳洲區悉尼支部的代表以絕對的人數优勢選出了三名來自悉尼的理事:李克威、楊兮、李娟。其它各區結果,美國:朱嘉明、馬大維(連任)、楊光(連任,原為澳洲的會員);英國汪浩;德國廖天琪;法國嚴家其;港台張郎郎(持香港護照的大陸旅美人士,曾与遇羅克同獄難友);加拿大伍春萌;北歐徐廣繁;荷、比、盧、瑞:錢海鵬;日本楊中美;南美暫缺。其后理事會內部選舉朱嘉明為理事長。

  選舉結束后,新任主席万潤南致閉幕詞。他說,“民主不僅是一种對制度的訴求,也是一种素養,一种生活方式。我們要建設一個民主的中國,需要學習許多東西。我們就從這里開始學習第一課”。他還說,“我在我們的競選綱領里歸納了二十一條,這是對代表的許諾,……,在下次開會時,你們應該拿著這張單子來一一地驗收,看看我們今天的許諾是不是能夠兌現”。最后,大會在掌聲和歡呼聲中閉幕。


1990年10月 (原載《民陣南澳大利亞支部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