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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曾多次反對港英政府引入選舉


杰安迪
2014年10月28日

 

 

Pool photo by Kimimasa Mayama
1997年,英國將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早在上世紀50年代,英國的多位殖民總督就尋求在香港推行選舉,但迫于中共領導人的壓力而放棄。


Reuters
香港最后一任總督彭定康積极倡導在該地區實行有限的選舉,引發了北京的激烈反對。

  反對香港親民主抗議活動的人,普遍會以這個問題還擊:在英國剝奪香港民眾自治權的那么多年里,普選衛士身在何處?這种反問在中國內地尤為常見。

  “150多年間,自詡民主典范的英國沒有給過香港同胞哪怕一天的實在民主,”共產党的喉舌《人民日報》在前不久的一篇評論文章中說。“直到1982年至1997年香港回歸前的15年間,港英政府抱著‘不可告人’之心開啟了香港民主的‘超速發展’之路。”

  但英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最近公開的一些文件顯示,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管治香港的殖民總督多次尋求推行民眾選舉,但迫于北京的中共領導人的壓力,最終放棄了那些努力。

  這些用打字机打出的文件,是香港兩家報紙的記者請求公開的一批外交檔案的一部分。檔案顯示,中國領導人极力反對香港實行民主的前景,以至于威脅稱,如果倫敦試圖改變現狀,就會入侵香港。

  檔案顯示,主管香港事務的中國高官廖承志曾在1960年表示,“我們將毫不猶豫采取積极行動,解放香港、九龍和新界。”他提到的這些地區當時處于英國的管治下,現已歸還中國。

  另一份文件記述了早前兩年的一次會議。在那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告訴英國的一名軍官,任何在香港引入哪怕一點點自治的嘗試,都會被視作“非常不友善的舉動”和“陰謀”。周恩來表示,這种做法會被認為是讓香港走上獨立道路的手段。

  這些威脅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在隨后的几十年里,英國沒有為在香港引入選舉民主做出多少努力。

  除了證實中國最初反對香港實行民主的時間,比廣為人知的早了几乎半個世紀之外,這些文件連同前殖民地官員已經公開出版的敘述,也突顯出隨著上世紀80年代初,雙方開始討論香港的未來,北京的態度變得愈發激烈。后來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最后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Chris Patten)開始大力倡導在香港實行有限選舉時,北京的公開反對變得更加強硬。

  最后,彭定康無視中國稱民主會招致混亂的論調,賦予了香港民眾選舉30名立法局議員的權利。當時的立法局共有60名成員。當時的新聞報道稱,時任香港事務主管的中國高官魯平對此舉感到极度憤怒,稱彭定康“在歷史上,要成為香港的千古罪人”。

  今天北京的批評人士稱,英國在1842年就接管香港,然而在民主的游戲里卻姍姍來遲。這一點,北京的批評人士說對了。

  在上世紀50年代推行民主的沖動之前,英國已被赶出了印度,并且正在努力阻止多個殖民地的反抗。“當時,英國正在全世界許多英屬殖民地推行民主,當時的觀點是,對香港也應該一視同仁,”香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賈廷思(Danny Gittings)說。

  遭到北京的拒絕后,英國直到上世紀90年代,香港即將脫离英國管治時,才取得共識推動民眾選舉。歷史學家稱,英國希望民主能讓香港民眾鎮靜下來,并确保英國投資的穩定。當時香港人對于回到實行共產主義的中國治下感到焦慮不安。

  在當時公開發表的言論中,彭定康曾表示,他認為香港人理應在本地的治理中扮演一定角色。他在1992年對記者說,“香港人完全能夠以負責、成熟、克制和理性的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參与自身事務的管理。”

  彭定康最近為抗議者的訴求所做的辯護,招致了《人民日報》的攻擊。該報的評論承認他上世紀90年代在推動民主方面起到的作用,但又提出,他的目的是制造在內地与香港之間制造“不小的隔閡”。

  為了塑造歷史敘事,中國媒体最近發表了大量評論文章,這可能恰恰增強了許多香港活動人士的決心。他們表示,這种高壓手段讓他們想起了自己為之奮斗的政治自由和新聞自由。這些自由在中國其他地方都不存在。

  香港科技大學的政治學者成名(Ming Sing)說,“北京面對這么多香港人無恥地說謊,我個人非常震惊,因為香港人清楚地記得過去的英國政府和中國政府之間就民主展開的角力。”

  中國并未兌現出兵香港的威脅,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希望“一國兩制”的模式可以促成台灣的和平統一。台灣是一個自治島嶼,中國聲稱對其擁有主權。北京也沒有興趣破坏香港极為成功的經濟。在中國內地基本上隔絕于工業化國家的當時,香港是從事外貿和獲得硬通貨的重要渠道。

  “我們希望收回的,是一個發展良好的香港,而不是一片廢土,”上世紀60年代初,廖承志如是說。

  盡管對在家門口實行民主明顯心存疑慮,但北京在1990年承諾,在收回香港主權后,將通過普選產生香港領導人。《人民日報》1993年援引魯平的話說,“將來香港如何發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權范圍內的事,中央政府不會干涉。”

  但在1997年,香港移交后不久,中國就廢除了彭定康新推行的立法會選舉。面對太多民主,中國干脆“另起爐灶”,正如魯平早些時候暗示的中國可能的做法。

  然而此后,直接選舉的議員達到35名,比彭定康的規定還增加了五人。(立法會的另外35名成員由職業團体或特殊利益團体遴選。)

  同樣,北京還指出,它承諾允許香港人從2017年開始,通過普選產生領導人的做法,也比英國統治香港時更為民主。

  但在8月,北京為這次選舉頒布了新的規定,要求由一個1200人組成的委員會對候選人進行審查。這1200人多數是親北京人士。

  該制度可能比英國統治下的制度更加民主,但卻不是香港民主人士期望的不受限制的自決。

  “回顧歷史,共產党似乎做了許多不打算履行的承諾,這也是人們如此憤怒的原因,”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社會學者孔誥烽(Ho-fung Hung)說。他上世紀80、90年代在香港長大。

  然而實際上,對于占領香港街頭一個多月的民眾來說,這些關于歷史的爭吵并沒有太多意義。

  現年19歲的婚慶攝影師馬克斯‧唐(Max Tang)正待在政府總部外的一個帳篷里。香港回歸中國時,他還是個蹣跚學步的孩子。

  “香港在移交中國之前的做法并不重要,”他說。“這是我第一次擁有表達民主訴求的机會。我們的要求很簡單,我們想要選擇自己的領導人。”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Alan Wong自香港、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自北京有報道貢獻。Jess Macy Yu自北京有研究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