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的今天，1989年10月9日是一個改變了德國、歐洲和世界的日子。剛剛經歷了六四屠殺的中國人，心中格外疼痛，我們失敗了，而他們成功了。我們失敗了，所以要再接再厲，所以會有了當前香港的占中“雨傘革命”。在歷史的長河中，每個惊天動地的事件都是短暫的，如過眼煙云，但是在歷史的暗流中，每次重大事件結束后并沒有消失，而是隱身沉潛下來，它潛伏著、孕育著，在适當時机，新的思潮、運動會因緣際會地誕生。

　　四分之一世紀前的10月9日倒底發生了什么？柏林牆的坍塌、東西德的統一、蘇聯社會主義帝國解体都直接跟這個被稱為“決定日”的一天直接有關。誰決定？決定什么？官員決定站隊到人民一邊，權力決定不施暴于民，激情加理性完成了不流血的光榮革命，這是人類史上最華美的篇章。

　　一切都并不是上天的恩賜，當時的情勢是非常危急險峻的。因為北京政府開了殺戒，將天安門廣場上和平示威的市民學生用坦克和机槍掃蕩了，東歐共產國家的領導有了“榜樣”，就心中有譜了。從8月起大批東德的百姓就蠢蠢欲動，開始逃亡，他們先沖進東柏林的西德使館尋求庇護，8月19日又有900名東德人穿過匈牙利和奧地利的邊境，成功地逃到了西德，由此拉開了用腳投票的序幕。到了9月份，萊比錫的市民就開始了他們著名的“周一示威游行”（Montagsdemonstration），每個星期一成百上千的市民于下午5點下班后，聚集到圣尼古拉教堂的周邊，點上蜡燭祈禱，這樣的舉動令當局錯愕，不知如何應對，如此持續到10月。權力者終于亮劍了，10月6日的党報《萊比錫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封讀者來信：“我們將堅決保衛自己雙手經營的成果，把這些反革命行為有效并決絕地消滅。如果必要，就使用手中的武器。”但是一到星期一，竟然有7万名市民和平地聚集在一起，他們的口號“我們是人民”，群眾高呼：要民主、要言論自由、開放邊境！警民對峙，千鈞一發，一触即發。

　　然而睿哲者早就料到這樣的險境會出現，民間已經風傳，鎮壓要開始了，已經有5000名軍警調動到了市內，另外還有1500名士兵待陣，磨刀霍霍待宰“反革命”。各大醫院的血庫都已經備好了血漿，殺戮一開始，就能“扶死救傷”。在這歷史時刻，几位臨時湊合起來的人士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這就是所謂的“萊比錫六人”（Leipziger Sechs）。旅美作家北明花了數年時間研究東德垮台，萊比錫這個城市和另外一個极為關鍵的人物——牧師克里斯蒂安‧弗瑞爾（Christian Fuhrer）在這個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她寫了一篇長文“萊比錫的燭光——柏林牆的坍塌”，該文尚未發表，其中就著墨于“萊比錫六君子”。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組合，3位民間文化人，該市Gewand音樂廳首席指揮馬祖爾（Kurt Masur），神學家慈默爾曼（Peter Zimmermann）、諷刺劇演員朗格（Bernd-Lutz Lange）和三位共產党高官，管科教的區委書記沃茨爾（Roland Wotzel）、管宣傳的朋莫爾特（Jochen Pommert）、文化負責人梅耶（Kurt Meyer）聯合起草了一個緊急呼吁，要求人們冷靜并与當局對話。這份呼吁經由該市的廣播站，于當天下午多次在市內廣播，并且在教堂的祈禱會上也向群眾宣讀了。馬祖爾特別擔憂晚間會有流血沖突，畢竟醞釀了几周的群情已經到了火山口，即待噴涌了。

　　沃茨爾等三名官員打電話給鎮暴行動的總指揮哈根貝格（Helmut Hackenberg），要求他不要動用武力鎮壓民眾，此君不敢擅自決定，通電柏林請示總書記何內克，卻只找到了代理書記克倫茨（Egon Krenz），克倫茨也不敢決定，但應允揣摩了頂頭上司的意思后，就回電話。結果哈根貝格久等亦未獲電話指令，就自作主張撤下了鎮壓的命令。“對于人民的和平革命，我們沒有對付的方案。”這是后來共党國安一位高層人士作出的解釋。真是一念之間，血流成河的噩夢就化作胜利的歡樂和眼淚，命運之神何其神妙。

　　但是萊比錫只是一個最光輝美麗的例外，在其他城市里的人民所經歷的，雖然沒有流血沖突，但是恐懼威嚇也足以讓人頭皮發麻。比如萊比錫西北角上40公里以外的Halle市，抗議人群這一天所經歷的就恰恰是一場噩夢。當天大約有400名抗議示威者，手持蜡燭于黃昏時分聚集到市場教堂邊，而莫約有150名帶著狼狗的武裝警察和一輛輛大卡車也都匯聚起來，嚴陣待命。抗議群眾舉著牌子，上面寫著“和平抗議，聲援萊比錫”、“非暴力，要求改革”。就這么几句文縐縐的話就撕裂了警方的神經，他們揮舞著警棍，動員警犬開始進攻手無寸鐵的群眾，有人躲進了教堂，但是大部分人在外邊，里面的人听到外面人的慘叫、犬吠、警察的咆哮。人們四散逃開，但是都被警衛追捕，投入大卡車上，運送到一個惡名昭彰的看守所。恐懼彌漫開來。被捕者被迫面牆，雙手抱頭，雙腿分開站立，如此站在黑暗的冷風中，不吃不喝，不准拉撒。稍有不慎就是棍棒加身。一直到了第二天凌晨，才開始漫長的審問、登記。最后的警告是不許再次參加示威抗議，否則將罰款。男女老少被折磨到半夜，才拖著疲憊的身軀步行回家。這次的群体虐待事件，一直沒有翻案，沒人問責。受害人至今沒有得到當局的道歉，不過反正樹倒猢猻散，一個月之后，柏林牆就轟然坍塌，圍牆兩邊的人民欣喜若狂，怀疑是在太虛幻境之中。歷史竟然在目瞪口呆的世人眼前上演了如此動人的悲喜劇，革命成功了，而且是和平、理性的革命，非暴力的光榮革命。

　　在時代的大變革巨輪之中，和平、理性非暴力必須是一個對立雙方都遵守的原則，它只在有深厚人文傳統和基督教精神的社會里能行得通。眾所周知，連殘暴如納粹的政權，他們的蓋世太保也不進入教堂抓人。東德的秘密警察再冷酷無情也同樣不敢在教堂里逞凶。教堂就成了渾濁污泥中的一片淨土，這就是為什么蘇東波的垮台，教會曾經發揮過巨大的作用，神的殿堂保護了一大片异議人士。在一個民主和人權觀念已經比較成熟的社會里，和平抗爭是一個很好的手段。今春台北太陽花學運就是明顯的例子，雙方堅持，政府固然屈服于民意，而學生領袖在達到某种程度的目的之后，也能見好就收，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由此可見，台灣的政治相當文明而青年一代也已經十分地穩健成熟了。當然，換一個社會，和平手段就未必能有效，天安門屠殺就是一例。可惜直到今天，我們也看不出中國的當權者在這方面有什么進步，官二代為保住父輩打出的江山，哪怕血染山河，哪怕哀鴻遍野。然而這江山不是老一輩打下的，它是中國人民歷經戰火的浴血，充當了几十年毛澤東基本教義派的實驗品，憑自己的勤勞苦干才成就的一份家業。人民要維護自己的成果，要求推選出他們信任的官員來管理社會，這就是今天香港人民占中的基本理念。香港的青年一代汲取了中西各方面的抗爭經驗教訓，提出以愛与和平占領中環，這為港官出了難題，“以暴鎮暴”是簡單的道理，但是當對手是理性溫和的人們，那該怎樣對付？也許這就應了東德當局那句話“對于人民的和平革命，我們沒有對付的方案。”沒有方案，其實就是“無為”，就是最高超最智慧的處理群眾運動的方式，可惜只懂蠻干的老共恐怕還達不到這個境界。

　　然而，國內外港台的民主力量應當汲取當初萊比錫的經驗：

1.　和平、理性非暴力依然是抗爭的最佳手段。

2.　爭取民眾站到自己這一邊，不要占領大面積地區，這會對民眾日常生活造成不便，要占領心髒要樞地帶或是單獨建筑物，縮小打擊面。

3.　爭取媒体、宣傳机构站到抗議群体這一邊，善用社交媒体，記錄一切運動的實況，以便將來取證。

4.　持久戰很難打，不妨采取周期模式，例如每周五下午5點舉行抗議活動，這樣方便下班族和下課的學生來參加。抗議活動限時2小時，事完回家，下周繼續。如此可保存實力，保存气勢。做得好，可以持續几個月甚至一兩年。

5.　必須爭取跟當局的談判權。談判應當持續，由有經驗的人組成智囊團，不時拿出錦囊妙計。

6.　組成游說團，在全港澳地區游說選舉委員會的成員。也可在國際上活動，到美國、台灣或歐盟進行游說，爭取同盟。

2014.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