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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的和平占中運動建言
——我們能從萊比錫光榮革命學習到什么

廖天琪

 


  25年前的今天,1989年10月9日是一個改變了德國、歐洲和世界的日子。剛剛經歷了六四屠殺的中國人,心中格外疼痛,我們失敗了,而他們成功了。我們失敗了,所以要再接再厲,所以會有了當前香港的占中“雨傘革命”。在歷史的長河中,每個惊天動地的事件都是短暫的,如過眼煙云,但是在歷史的暗流中,每次重大事件結束后并沒有消失,而是隱身沉潛下來,它潛伏著、孕育著,在适當時机,新的思潮、運動會因緣際會地誕生。

  四分之一世紀前的10月9日倒底發生了什么?柏林牆的坍塌、東西德的統一、蘇聯社會主義帝國解体都直接跟這個被稱為“決定日”的一天直接有關。誰決定?決定什么?官員決定站隊到人民一邊,權力決定不施暴于民,激情加理性完成了不流血的光榮革命,這是人類史上最華美的篇章。

  一切都并不是上天的恩賜,當時的情勢是非常危急險峻的。因為北京政府開了殺戒,將天安門廣場上和平示威的市民學生用坦克和机槍掃蕩了,東歐共產國家的領導有了“榜樣”,就心中有譜了。從8月起大批東德的百姓就蠢蠢欲動,開始逃亡,他們先沖進東柏林的西德使館尋求庇護,8月19日又有900名東德人穿過匈牙利和奧地利的邊境,成功地逃到了西德,由此拉開了用腳投票的序幕。到了9月份,萊比錫的市民就開始了他們著名的“周一示威游行”(Montagsdemonstration),每個星期一成百上千的市民于下午5點下班后,聚集到圣尼古拉教堂的周邊,點上蜡燭祈禱,這樣的舉動令當局錯愕,不知如何應對,如此持續到10月。權力者終于亮劍了,10月6日的党報《萊比錫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封讀者來信:“我們將堅決保衛自己雙手經營的成果,把這些反革命行為有效并決絕地消滅。如果必要,就使用手中的武器。”但是一到星期一,竟然有7万名市民和平地聚集在一起,他們的口號“我們是人民”,群眾高呼:要民主、要言論自由、開放邊境!警民對峙,千鈞一發,一触即發。

  然而睿哲者早就料到這樣的險境會出現,民間已經風傳,鎮壓要開始了,已經有5000名軍警調動到了市內,另外還有1500名士兵待陣,磨刀霍霍待宰“反革命”。各大醫院的血庫都已經備好了血漿,殺戮一開始,就能“扶死救傷”。在這歷史時刻,几位臨時湊合起來的人士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這就是所謂的“萊比錫六人”(Leipziger Sechs)。旅美作家北明花了數年時間研究東德垮台,萊比錫這個城市和另外一個极為關鍵的人物——牧師克里斯蒂安‧弗瑞爾(Christian Fuhrer)在這個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她寫了一篇長文“萊比錫的燭光——柏林牆的坍塌”,該文尚未發表,其中就著墨于“萊比錫六君子”。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組合,3位民間文化人,該市Gewand音樂廳首席指揮馬祖爾(Kurt Masur),神學家慈默爾曼(Peter Zimmermann)、諷刺劇演員朗格(Bernd-Lutz Lange)和三位共產党高官,管科教的區委書記沃茨爾(Roland Wotzel)、管宣傳的朋莫爾特(Jochen Pommert)、文化負責人梅耶(Kurt Meyer)聯合起草了一個緊急呼吁,要求人們冷靜并与當局對話。這份呼吁經由該市的廣播站,于當天下午多次在市內廣播,并且在教堂的祈禱會上也向群眾宣讀了。馬祖爾特別擔憂晚間會有流血沖突,畢竟醞釀了几周的群情已經到了火山口,即待噴涌了。

  沃茨爾等三名官員打電話給鎮暴行動的總指揮哈根貝格(Helmut Hackenberg),要求他不要動用武力鎮壓民眾,此君不敢擅自決定,通電柏林請示總書記何內克,卻只找到了代理書記克倫茨(Egon Krenz),克倫茨也不敢決定,但應允揣摩了頂頭上司的意思后,就回電話。結果哈根貝格久等亦未獲電話指令,就自作主張撤下了鎮壓的命令。“對于人民的和平革命,我們沒有對付的方案。”這是后來共党國安一位高層人士作出的解釋。真是一念之間,血流成河的噩夢就化作胜利的歡樂和眼淚,命運之神何其神妙。

  但是萊比錫只是一個最光輝美麗的例外,在其他城市里的人民所經歷的,雖然沒有流血沖突,但是恐懼威嚇也足以讓人頭皮發麻。比如萊比錫西北角上40公里以外的Halle市,抗議人群這一天所經歷的就恰恰是一場噩夢。當天大約有400名抗議示威者,手持蜡燭于黃昏時分聚集到市場教堂邊,而莫約有150名帶著狼狗的武裝警察和一輛輛大卡車也都匯聚起來,嚴陣待命。抗議群眾舉著牌子,上面寫著“和平抗議,聲援萊比錫”、“非暴力,要求改革”。就這么几句文縐縐的話就撕裂了警方的神經,他們揮舞著警棍,動員警犬開始進攻手無寸鐵的群眾,有人躲進了教堂,但是大部分人在外邊,里面的人听到外面人的慘叫、犬吠、警察的咆哮。人們四散逃開,但是都被警衛追捕,投入大卡車上,運送到一個惡名昭彰的看守所。恐懼彌漫開來。被捕者被迫面牆,雙手抱頭,雙腿分開站立,如此站在黑暗的冷風中,不吃不喝,不准拉撒。稍有不慎就是棍棒加身。一直到了第二天凌晨,才開始漫長的審問、登記。最后的警告是不許再次參加示威抗議,否則將罰款。男女老少被折磨到半夜,才拖著疲憊的身軀步行回家。這次的群体虐待事件,一直沒有翻案,沒人問責。受害人至今沒有得到當局的道歉,不過反正樹倒猢猻散,一個月之后,柏林牆就轟然坍塌,圍牆兩邊的人民欣喜若狂,怀疑是在太虛幻境之中。歷史竟然在目瞪口呆的世人眼前上演了如此動人的悲喜劇,革命成功了,而且是和平、理性的革命,非暴力的光榮革命。

  在時代的大變革巨輪之中,和平、理性非暴力必須是一個對立雙方都遵守的原則,它只在有深厚人文傳統和基督教精神的社會里能行得通。眾所周知,連殘暴如納粹的政權,他們的蓋世太保也不進入教堂抓人。東德的秘密警察再冷酷無情也同樣不敢在教堂里逞凶。教堂就成了渾濁污泥中的一片淨土,這就是為什么蘇東波的垮台,教會曾經發揮過巨大的作用,神的殿堂保護了一大片异議人士。在一個民主和人權觀念已經比較成熟的社會里,和平抗爭是一個很好的手段。今春台北太陽花學運就是明顯的例子,雙方堅持,政府固然屈服于民意,而學生領袖在達到某种程度的目的之后,也能見好就收,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由此可見,台灣的政治相當文明而青年一代也已經十分地穩健成熟了。當然,換一個社會,和平手段就未必能有效,天安門屠殺就是一例。可惜直到今天,我們也看不出中國的當權者在這方面有什么進步,官二代為保住父輩打出的江山,哪怕血染山河,哪怕哀鴻遍野。然而這江山不是老一輩打下的,它是中國人民歷經戰火的浴血,充當了几十年毛澤東基本教義派的實驗品,憑自己的勤勞苦干才成就的一份家業。人民要維護自己的成果,要求推選出他們信任的官員來管理社會,這就是今天香港人民占中的基本理念。香港的青年一代汲取了中西各方面的抗爭經驗教訓,提出以愛与和平占領中環,這為港官出了難題,“以暴鎮暴”是簡單的道理,但是當對手是理性溫和的人們,那該怎樣對付?也許這就應了東德當局那句話“對于人民的和平革命,我們沒有對付的方案。”沒有方案,其實就是“無為”,就是最高超最智慧的處理群眾運動的方式,可惜只懂蠻干的老共恐怕還達不到這個境界。

  然而,國內外港台的民主力量應當汲取當初萊比錫的經驗:

1. 和平、理性非暴力依然是抗爭的最佳手段。

2. 爭取民眾站到自己這一邊,不要占領大面積地區,這會對民眾日常生活造成不便,要占領心髒要樞地帶或是單獨建筑物,縮小打擊面。

3. 爭取媒体、宣傳机构站到抗議群体這一邊,善用社交媒体,記錄一切運動的實況,以便將來取證。

4. 持久戰很難打,不妨采取周期模式,例如每周五下午5點舉行抗議活動,這樣方便下班族和下課的學生來參加。抗議活動限時2小時,事完回家,下周繼續。如此可保存實力,保存气勢。做得好,可以持續几個月甚至一兩年。

5. 必須爭取跟當局的談判權。談判應當持續,由有經驗的人組成智囊團,不時拿出錦囊妙計。

6. 組成游說團,在全港澳地區游說選舉委員會的成員。也可在國際上活動,到美國、台灣或歐盟進行游說,爭取同盟。

2014.10.9.